1955年，美国与台湾签署了《美台共同防御条约》，在会议中，美国公开宣称：“当台湾面临威胁时，美国有权动用核武器。”早在1945年创达盈，美国投下的两枚原子弹已经让世界见识到核武器的威力，而这一次美国再次以核武器威胁中国，也让新中国面临巨大的压力。
毛泽东深刻意识到：没有核武器，中国在与世界大国的博弈中将失去重要的话语权。他曾在会上强调：“帝国主义看不起我们，是因为我们没有原子弹，只有手榴弹。”因此，中国必须尽快发展属于自己的核武器。自那时起，原子弹的研制成了新中国的重中之重。然而，围绕这一决策，国内却掀起了激烈的争论。
到1960年代初，虽然中国已决定研制原子弹，但经过五年多的努力，依然面临重重困难，且局势逐渐严峻。其一，苏联的态度发生了变化。解放战争时期，尽管苏联对中国共产党表示支持，但心底并不认为中国能够取得胜利。毕竟，当时国民党的军队实力远强于共产党，且美国全力支持国民党，苏联则因二战后自身实力的恢复需要，对中国的支持十分有限。
展开剩余81%然而，中国共产党最终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，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，令苏联大为高兴，并成为首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大国。1950年，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》签订，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大量援助，其中包括军事和工业领域的技术支持。但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，赫鲁晓夫上台，情况发生了转变。
赫鲁晓夫重新审视了与中国的外交政策，认为苏联在与中国的合作中做了“亏本买卖”。他要求中国像东欧国家一样，接受苏联的领导与控制。然而，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，这让苏联不满。最终，苏联撤回了对中国原子弹研制的技术援助，这对中国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。
另一个因素是当时国内的艰难局势。1950年代末，尽管中国已经完成了三大改造，进入社会主义阶段，但经济依然十分落后。与美国关系紧张，苏联撤回援助的背景下，新中国迫切需要在短时间内实现飞跃式发展，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。于是，中央决定推进经济公有化，动员民众积极投入生产。
然而，1959至1961年间，中国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困境，同时也发生了大规模的自然灾害，造成了严重的饥荒。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，原子弹的研制进程是否应继续，成为一个关键问题。毕竟，原子弹是当时的尖端科技，继续研制意味着需要投入巨大的资金，这些钱本可以用来解决民生问题，帮助饥荒中的百姓。
因此，“是否继续研制原子弹”的问题，成为了党内一场激烈的争论。为了决定是否暂停这一计划，1961年夏天，中央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国防工作会议。会议中，一方主张继续研制原子弹，认为这是国家未来军事安全的根本保障，尤其是贺龙和陈毅等军事高层，认为中国必须在核武器上有突破。另一方则由经济工作领导组成，他们认为当前经济困境过于严峻，暂停研制，集中力量解决民生问题，才是当务之急。
陈毅在会议中拍桌子激烈表态：“就算是穿不上裤子，也要把原子弹、氢弹、导弹做出来。”他坚信即使困难重重，原子弹的研制也是不可妥协的。而反方则表示，即使原子弹重要，但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计更为迫切。讨论过程中，聂荣臻作为国防科委主任则充满焦虑，他强调一旦暂停，重启的机会将更加困难，“如果退步，几十年内可能都无法追赶上。”
看到局势难以调和，刘少奇提议暂时不做决定，首先了解原子能工作现状，再作决定。毛泽东也认同了这一观点，于是这次会议并没有做出最终决定，原子弹研制计划暂时保留。
然而，这一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，其中，著名作家金庸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金庸关注时局，并通过自己的报刊《明报》表达了对陈毅言论的批评。他认为，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，优先保障民生才是最重要的，原子弹虽然重要，但未必能带来实际的地位提升。他提出“要裤子，不要核子”的观点，批评陈毅只顾军事发展，忽视了民众的困苦。
金庸的言论引起了广泛关注，陈毅听后并未生气，反而表示接受批评，认为经济与军事同样重要，不能只顾一端。他也表示，批评应该是建设性的，而不是人身攻击。
尽管外界有不同声音，最终，经过仔细的调查和评估，中央决定继续推动原子弹的研制。1964年，中国成功进行了首次原子弹试爆，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一。
金庸虽然批评过原子弹的研制，但也承认了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。在之后的报道中，他也不再发表类似的意见，表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已经取得了实际的突破。这一过程中，金庸代表了部分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立场，但也体现了他们对现实的理解存在局限性。而从国家角度来看，科学研究和军事战略的决策，最终还是需要理性的判断和实事求是的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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